為什麼許多人對因呼吸器不足無法救治呼吸窘迫的病人感到沮喪,但對能夠挽救更多生命的社交距離、檢測、及接觸者追蹤無動於衷?第一個錯誤觀念即是經濟學家所謂的「可識別的受害者效應」(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),即,人類對自己或他們所關心的人的生命威脅感受更加深刻,而非所謂的統計數字。這樣的觀點導致了第二個錯誤,人類傾向過於樂觀(optimism bias),健全的政策是將所有事情做到位,以將死亡率降到最低並預防最糟的狀況,但樂觀的偏見導致許多人認為最好的狀況是最有可能發生的。第三個錯誤即是人類寧可要眼前的利益,而非未來更大的利益,因此提供重症監護的能力預防短期內的死亡,比採取措施預防未來的死亡,更具吸引力。第四個錯誤觀念則是,人們傾向歸咎於因沒有採取行動而導致的傷害,而非因採取行動而預防的後果;因此,如何分配呼吸器更直接導致死亡。

政府的一個重要角色是,減輕這些錯誤觀念對公共政策的影響,並與民眾溝通這些困難決策的原因。首先,與其強調積極的醫療介入治療疾病,不如將訊息集中在遏止即病的傳播,如,領導者可說,「你可藉由社交距離及勤洗手保護你及你的家人;在與COVID-19對抗的戰役中,短期內,我們都必須犧牲」,而不是「呼吸器之於COVID-19猶如炸彈之於二戰」。其次,如政府、衛生單位、及醫師能更了解「可識別的受害者效應」,他們可能可藉由宣導「暫時歇業所挽救的生命,包括你自己」來關閉餐廳及零售業,比減輕醫院及醫護人員的負擔更有效。第三,領導人常使用「非藥物性介入」標籤化公衛措施;相反的,領導人可以以「拯救生命」來為接觸者追蹤爭取支持;如果為投入資源給檢測及接觸者追蹤,而必須減少呼吸器,領導者可反駁樂觀主義者「儘管我們希望最好,但我們必須藉由遏止疾病蔓延,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」。第四,儘管人類錯誤的認知難以克服,但通常仍會有足夠的時間對政策做修正;領導人可對民眾宣導「今天遵守這些規定,是確保您和您的家人明天還可以見面的最好方法」,來加強民眾對隔離等措施的依從度。在COVID-19的威脅下,應強調公衛倫理。

(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莊淑鈞博士摘要整理)

Author:Scott D Halpern, Robert D Truog, Franklin G Miller.
原文連結:https://jamanetwork.com/journals/jama/fullarticle/2767950